刘国松 吹皱的山光 纸本水墨 40×26.5cm 1985年

“水墨画”体现的是历史化观念，在传统的知识系统里，它是表现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。无论是古代或是当代，它兼具日常性、生活性、行为性、仪式性，而超越性是水墨精神之旨归，传统雅集、送别、渔樵、行旅、问道、耕读等，无不有之。比如经久不衰的《潇湘八景》中去国怀乡的诗画吟咏，沈周画《墨牡丹》记录的挑灯夜赏的追写，《落花诗》中文征明、唐寅等人的吟咏唱和，石涛的《黄砚旅诗意册》记游式山水等，不胜枚举。世俗情怀与诗性的超越精神相融相化，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错综生发。因此，深厚的中国画不仅仅是单纯的绘画，它的内容就是思想，是一种很有学问的人文之学。这些积极因子均是值得当代水墨艺术再挖掘，可以启发当代水墨画的地方。

今天中国水墨画的发展境遇，是在“西学东渐”的大时代背景下思考中国水墨何去何从。我觉得目前面临的更重要的讨论不是“东西”“新旧”的问题，而是水墨画内部结构的研究挖掘与再认识，自律性和外部拓展两方面的有效统一。当代中国水墨画无论进行何种模式的探索，都不能回避一个核心：把握、研究、探索文化生成的根源，以及经典的启示性。老子说：“能知古始，是谓道纪。”深入研究传统的核心概念、历史、技艺，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，如以“图真”论为核心的气、韵、思、景、笔、墨六要精义的阐发；书画品评从语义到概念生成的研究；对理、法、品、悟合一的整体观照；注重手艺、技法的尊严。坚实的技法是对艺术效果和手段精确的区分和联系。

中国水墨画的笔墨理法系统是高度形式化的，复杂而有序。传统程式是可以因时趋变的开放系统，不拘泥于固定状态，黄宾虹反复强调中国画笔墨理法的重要性，他说：“理法乃巩固精神之本”，进而又说“舍置理法，必邻于妄；拘守理法，又近乎迂”。

当代中国水墨画从创作到市场运作均重技术功用之路，缺失德性对知识或技术之觉悟与渗透，因而水墨艺术生发的纯粹起点——艺术的“自性”似乎也渐被遗忘，缺失那种不受制于物、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境界与超越精神。因此，如何在今天的社会情境中呈现水墨的现代性与东方精神，以水墨探索一种西方没有的对艺术的理解和立场，是每个中国水墨艺术家都要面对的问题。而一个水墨画家内在情怀的饱满度、对社会人文的理解、对造化流变不居的体认、对绝对题材的挖掘、对材料敏锐的把握、对时空归纳的个人体验，这些能力综合起来才能建构有时代性、有精神深度的中国水墨画。

注释：

① 童中焘《“笔墨”与“中国水墨画”》，收录于童中焘《中国画画什么？》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，第98页。

② 余英时《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，第446页。

③ 笔墨不仅能表现物象的轮廓、阴阳向背及质感，它是画家心灵的迹化、性格的外现、气质的流露、审美的显示、学养的标记，集中地反映了画家艺术表现的高下精粗。可以讲，笔墨在表现造化之骨气和精神的同时，还有不少传统朴素的辩证哲理（如强调阴阳、虚实、开合等）。当然，笔墨也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：狭义的“笔墨”是指具体的笔墨技法，如用笔如何，用墨如何；广义的则更包含气、景、章法、色彩等完成一幅气韵生动的作品所运用的一切手法，而用笔、用墨的种种技法和风格都是笔墨具体化的表现和运用。

丘挺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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